高考“独木桥”正逐渐变为高考、出国“双车道”，越来越多的高中生放弃高考，而选择出国读大学。
教育部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出国留学总人数达41.39万人。虽增速回落明显，但从结构上来看，本科及以下就读人数和占比增长迅猛，低龄化趋势显现。
据了解，在北上广深一线城市的重点中学中，高三毕业的出国留学比例多在10%-20%，在个别学校，这一比例甚至高达近50%。
与国际化教育的旺盛需求相伴，国际高中由十几年前的新生事物，到现在已遍地开花。从最初极少数人才能就读的国际学校、民办学校试水国际课程，到如今，公办高中也大量开设国际班、国际部，并已由一线城市逐渐扩至二三线城市，成为教育国际化尝试的生力军。
发展中当然也存在问题，一些国际高中项目课程体系设置混乱、沦为“洋高考”的出国班，公办高中国际班成为一些中介机构营利招牌的现象也引起社会争议。自去年教育部及地方教育部门普遍发文规范。
国际化高中教育摸索多年，可以说当下正进入加速发展阶段。这其中，国际高中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脉络，当下其市场格局怎样，背后又有怎样的商业故事和空间，未来国际高中的发展方向应是什么?厘清这些问题，不仅事关中国教育多元化改革方向，也是理解中国教育产业不可错过的议题。
格局初定
国际高中其实并不是一个准确的法律概念，广义上讲，它是指开设国际化课程的高中，它既包括国际学校的高中部，也包括公立学校和民办学校开设的国际部、国际课程班。
要理解国际高中，得先从中国的国际学校演变开始。
上世纪80年代开始，伴随中国全球化进程，包括外交人员、跨国公司职工、专业技术人员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中国工作、居住，这部分人员子女的教育问题亟待解决。
中国分别在1987年和1995年出台《关于外国驻中国使馆开办使馆人员子女学校的暂行规定》、《关于开办外籍人员子女学校的暂行管理办法》，外交人员子女学校和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就此产生，但这类国际学校只收外籍学生，并不对中国籍学生开放，北京顺义国际学校、京西国际学校、上海英国国际学校等即属此类(这类学校不能招收中国籍学生，因此，本后后边将不再对它们进行讨论)。
而对于中国籍学生的国际化教育需求，中国在1995年、2003年、2004年分别发布《中外合作办学暂行规定》、《中外合作办学条例》、《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实施办法》，允许并鼓励中国教育机构与国外教育机构合作办学，开展以中国籍学生为主要招生对象的国际化课程教育教学活动。
其中《中外合作办学条例》规定，中外合作办学不得举办义务教育阶段和特殊性质教育的机构。这是为何基础教育国际化主要集中在高中阶段的政策原因。
在1990年代，一些民办教育机构在国际化教育中占得先机，涌现了大连枫叶、北京中加学校、王府学校、汇佳(澳华)等民办的国际化学校。
2003年左右，部分公办重点高中为探索国际化教育，也开始进入国际教育领域，探索开设国际课程班，深圳中学、人大附中等是先行者。
此后，随着更多公办学校加入，国际高中的数量激增。据英国国际学校咨询集团统计，在过去12年里，在中国大陆注册的国际学校从22 所增加到338 所(包含公立学校的国际部)，复合增长率达25%。
单就北京来看，据《2014年出国留学趋势报告》统计，2009年北京仅有6所公立高中开设了国际班，到2013年，这个数字增加到了22所。
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国际高中，是指中国能够招收中国国籍学生的国际课程班或国际学校。这些国际高中具体又可区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是指由中外教育机构共同投资，具有独立法人，中方占主导地位，开设国外课程，以招收中国籍学生为主的学校，如北京中加学校、上海七宝德怀特等。目前此类机构数量并不多。
第二种是“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是指由中外教育机构共同合作，在一定的合作期限内，开设作为中方学校组成部分的国外课程项目。目前公办中学开设的国际高中部多属此类项目，如人大附中与惠灵顿公学的中英合作课程，北京四中与美国布里斯中学的中美合作课程等。
第三种是民办学校开设的国外课程，根据《民办教育促进法》，民办学校依办学自主权，经教育行政部门许可开办的国外课程项目，如北京顺义新英才学校、北京昌平新东方外国语学校的国际高中课程。
除此之外，市场上还有一些打擦边球的国际高中，使用相对容易获得的培训学校资质，打出某某学院、某某剑桥国际中心等名号，用以规避学籍管理、学费管理、课程设置上的行政限制，不过这样的国际高中项目无法颁发教育部门认可的高中毕业文凭。
目前，中国的国际高中已形成公立高中国际部占据主导，民办国际学校分庭抗礼，市场上各类国际班鱼龙混杂抢食蛋糕的格局。
国际高中背后“经济账”
根据中国教育在线《2014年出国留学趋势报告》，目前中国留学行业产业规模约达2000亿人民币(6.1770, 0.0033, 0.05%)，其中留学生境外支出占比超过了三分之二。在国内的留学行业市场中，留学考试培训的市场规模大约300亿人民币，留学中介服务行业的市场规模至少有50亿。
不消说，作为如此庞大蛋糕中的重要一环，国际高中背后也是“商机无限”。
作为公立中学的国际部是如何运作的?投入产出“收益”如何?作为一个家长如果孩子选择国际高中，又需要哪些投入?我们不妨来算个“经济账”。
目前全国绝大多数公立中学国际部除了北大附中、清华附中、上海中学、深圳中学等屈指可数的少数几家是独立运作，大多采取和第三方机构合作方式运行。
在第三方机构中，又以狄邦教育、安生教育为行业翘楚。
比如，最大的第三方教育合作机构，狄邦自2002年启动国际高中课程项目以来，至2014年3月，已与全国29所著名中学合作，建立了36个国际课程中心，其合作学校包括人大附中、北京十一学校、南京外国语学校、杭州外国语学校、东北师大附中、成都外国语学校、南京金陵中学、无锡一中等重点中学。
安生教育的合作学校则包括北京四中、上海格致中学、合肥一中、扬州中学、衡水中学等。
公立学校和第三方教育机构合作分工，学费分成，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各取所需。第三方机构需要公立学校的品牌和资质解决招生问题、以及公立学校提供的校舍场地;公立学校需要第三方机构的外教招聘管理、外事服务、留学咨询、解决一些收费问题。
据某重点中学国际部负责人介绍，一般而言，国际部运营中学费分成，学校或第三方机构，谁负责外教工资，那么在学费分成上，基本可以拿走学费的70%。当然，具体如何分成，也和学校实力和协议有关。实力强的重点中学，在运营和课程设置中占据主导，学费分成能拿到80%;而实力弱的学校，往往沦为出租学校场地和招生资质的角色，个别学校的学费分成只有10%。对于公办学校，尤其是重点高中而言，学费分成并不是其考虑的首要因素，其动力并非收益，而是留住优秀学生资源，在高中多样化、国际化竞争中占据优势。如果细算投入，追求教育品质的公立国际高中，一般都是亏钱的。
而有些不负责的中学，在外教和课程上能省则省，甚至主要聘任中教讲课，两三个外教装点门面，反复刷考试提高分数，这样追求“洋高考”的国际高中就另当别论了。
对于第三方机构来说，学费分成只是其收入的一部分，此外还有其他衍生业务。比如，在狄邦的业务架构介绍中，包括国际高中课程、国际教育和文化交流和美国名校升学指导服务三大板块，通俗来讲，就是包括学费分成、假期游学项目、留学咨询服务三部分。因其近水楼台，从学校直接招生到出游学和留学咨询业务方面比市场上的其他机构占据先机。一般而言，三块业务的收益大体相当。
此外，因留学考试培训市场需求旺盛，第三方机构也开始介入托福、SAT等考试培训，这一块也是不小的市场。
对于埋单者——家长来说，孩子选择读国际高中，远不止学费而已。
目前国际高中的学费标准，在一线城市，大体在8万-20万，二三线城市的国际高中学费稍低，每年6万元至10万元左右。
除此，家长还须支付托福、SAT考试培训费用，游学项目、志愿者服务、留学咨询等各项支出——这还仅仅是出国前的费用，并不包括出国后的学费和生活费。有业内专家测算，取中间数，国际高中三年家长的总投入约为45万。
国际高中未来方向
国际高中的发展伴随各种问题和争议。
教育部曾有过统计，经过各省审批并报教育部备案的高中阶段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仅90个，而现有高中国际班中，更多是以学校开设的“课程改革实验班”以及学校自行设立的“国际部”形式存在。由于缺乏统一的监管体系，加上课程设置和收费标准的多元化和不规范，导致高中国际班办学质量呈现出参差不齐的发展态势，课程体系设置混乱、打审批擦边球、收费高占用公共资源等问题。
对此，2013年9月，时任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副司长生建学在发布会上透露，将对各种形式的高中国际班进行规范，对于符合条件的、能够转入正常“合作办学”的要规范办学;不符合规定的，将进行清理。
浙江、安徽、黑龙江、吉林、山西、上海、重庆以及广西等地都明确要求高中国际班的准入实行项目审批方式，将审批权收归到省级统筹。从政策走向来看，加强规范已成为大势所趋。
其中，上海在去年3月规定，普通公办高中开设国际课程班，不得另行收费。也就是说上海公立中学国际部的学费和普通班统一标准，2014年为2000元/学期。对此，上海市教委解释：公办高中开设国际课程的定位主要是借鉴国际课程深化课程改革，公办高中举办国际课程班，不额外收费，公办高中就不可能从举办国际课程班里赢利，相反要追加投入，从而促使举办国际课程班的学校，真正从推进基础教育改革开放、深化课程改革的角度去实践探索。
北京则规定在今年中考招生中，将对目前公办高中、部分民办学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收费、招生面试、课程开设等进行进一步规范，今年不再审批新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数量将保持稳定。
另外，国家鼓励高中阶段中外合作办学，其初衷是，引进吸收国外先进教育理念，推动中国基础教育改革，培养国际化人才。但从现实看，即使是在同一所示范性高中，国际部与普通班并无多少互通共享，国际班的优质教育理念很难在全校形成辐射，理想与现实差距很远。
对此，一位国际高中负责人介绍，现状虽然如此，但也不是没有积极意义。比如经过十余年的国际教育探索，中国积累了一批深入掌握西方先进教育理念的老师，一旦高考制度有改进，那么他们便可以将国际化的教学经验应用于更大范围的教学。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袁桂林则认为，中国的高中发展要坚持多样化的方向，现在的问题是各个高中(包括高中内部的国际部)之间特色不明显，没有发挥高中阶段教育对人才进行分流的功能，所以要鼓励高中特色发展，多样化发展。为此，建议高中学校类型多样化，在多样化的高中类型中，明确发展国际高中这一类别，逐步取代公办高中内部的“国际部”。
北京某中学国际部负责人认为中国国际高中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具体到国际高中方向上，应该鼓励更多的机构来参与国际教育，应将发展重心从把学生送出去转至将国际优质教育资源引进来，做大增量。只有更多高质量的国际化课程高中的出现，才有可能倒逼高等教育招生标准的改变，才会推动整个中国教育体制的深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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